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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的非登记教会现象与城市教产问题(

时间:2015-01-30 18:34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三年前,刘和另外几个捐助人花了800万元,在一栋办公楼里买下了现在这个1500平方米的教会场地。温州市政大楼距此仅仅几个街区之遥,刘原本是想在当地宗教事务局为自己的教会登记的,但是

中国基督教的非登记教会现象与城市教产问题(一)

三年前,刘和另外几个捐助人花了800万元,在一栋办公楼里买下了现在这个1500平方米的教会场地。温州市政大楼距此仅仅几个街区之遥,刘原本是想在当地宗教事务局为自己的教会登记的,但是宗教局的官员拒绝了他的申请,他们似乎并不情愿让他的教会获得正式的合法身份。这种新型的城市教会、介乎官方登记教会和传统意义上“未经许可的”家庭教会之间,成为政府默认而未登记的“家庭教会”。尽管他的教会没有拿到体现国家宗教管理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但是刘运用他通过商业活动与当地政府建立的平稳关系,获得了相关部门的非正式承认。“那些官员喜欢和老板维持良好的关系”,他自信地说。事实上,当地宗教事务局领导的一位亲戚,是刘的工厂的商业合作伙伴,中国现在普遍的情况是,地方上的一些党员干部羡慕新富裕起来的人的经济贸力,他们中的一些人想要联合新富裕的人来谋取自身物质利益。刘对他的教会的现状很满意,因为政府已经允许他们可以公开举行宗教活动,同时,教会的非登记身份得到很多年长信徒的支持,这些信徒仍留存着极左时期国家迫害的痛苦记忆,他们强烈反对国家以任何形式介入教会事务。然而,严格意义上这类写字楼教会是违反当前限制官方登记教会之外基督教组织或聚会点活动的国家法律,教会负责人意识到了这个潜在的法律问题,但仍在尝试选择一条在都市现代性中的宗教创新道路。
 
在笔者对温州市区教会团体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基层宗教管理部门对基督教的发展往往公开持大力支持态度,并鼓励各宗教团体展开竞争以扩大影响,这种要做就要“做大”的倾向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地方宗教干部与宗教领袖在市场经济框架下所拥有的共同利益。而另一个政策后果是,各层级宗教管理机构与宗教组织因此很容易一起卷入由宗教场所的行政管辖权划分而引起的纠纷和争端。官方认可的宗教活动场所从某种程度上说不仅是宗教管理部门的“资任田”,同时也是他们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因此,地方宗教管理部门往往非常积极地配合所辖教会争取归回文革时期所失去的教产,并在批建新的堂点上给予积极的配合。事实上,市级宗教团体与区级宗教团体之间无论在教堂上缴自养经费还是募捐款项方面,包括对具体宗教事务的管理上都会产生一些分歧与矛盾。2005年5月,温州基督教市两会的负责人在政协第八届温州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一个提案,就曾在列举六条理由之后,“请求市宗教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国务院新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有关规定,重新划分市区基督堂点管理范围,把老城区堂点划归审基督教两会直接管理,维护宗教和睦,社会和谐,温州平安”。尽管政府最后没有批准这一提案,还是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围绕教产产生的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这种复杂局面绝不是二元政教关系的模式可以准确概括的。
 
在这里,国家的代理人在地方宗教发展的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甚至常常因顾及各自部门利益而导致纷争。在推行“分税制”改革和财政分权后,这种条块分割的现象变得更为严重。其中基层政府部门往往形成较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这种行政主体性的形成无形中影响了他们对上级政府下达政令的执行以及在处理公共事务上立场的一贯性。而这也为没有合法登记的“灰色教产”的扩张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温州教会注重建设其组织架构,不断确大宗教空间,据当地一位传道人说,自1979年允许教堂重新开放后,为满足当地教堂聚会的需求,温州出现了首波建设教堂的浪潮。1990年以来,进而在当地基督徒团体问出现了竞争现象,他们争相建设花费最多的教堂,建设最漂亮的教堂,甚至争着建设最高的十字架。在温州工业化程度最高,最富有的乐清县大多数未登记的家庭教会都已经建造了教堂。市中心的家庭教会全都购买了房地产,有些花费了五、六百万人民币,甚至投入一千多万元用于赚罝他们的聚会场所。这种做法明显违反了中央关于宗教场所的法规。
 
此类“建堂热”凸显了温州基督教发展的动态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地方政治经济、当地文化传统,以及宗教意义紧密交织。这也反映了当地信徒同时协调世俗社会身份和神圣力量的特别方式。个体教徒会抱获得新的教产视为对信仰的一种表达,可以看作是基督教复兴的主要标志,以及教会领袖个人能力的体现,如此一来,温州教会领袖乐意宣扬他们在教堂建设和设备上的巨额花费。当教会领袖在教会会议中报告他们传福音的工作时,经常会提及获得或正在建设的新的教会堂点,并以此作为他们传福音的主要策略和最实在的成果。
 
很多基督徒领袖本身也是房地产商,在教会团体中,人们一般认为这些教徒有“买堂的恩赐”,他们从温州以及全国范围的房地产投资中获利。对于那些有远大梦想的地产商们,他们相互分享并推动建造一个气势宏伟的教堂的计划,仅仅这样就会令其激动不已,罗弟兄是老板基督徒,他在上海有一家投资公司,通过投资房地产赚了一笔钱。他总在自己的真皮公文包中装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个工程方案,题目为《建造上海万人教堂的建议》。他经常做好准备在正式会议上或非正式的会面中,充满激情地宣传这个伟大的计划。他想着这个伟大的异象,在夜里甚至兴奋得睡不着。在很多场合,他还与众人分享这样一个梦想,即在中国中心地带建造一个巨大的教堂,大到可以创造吉尼斯(Guinness)世界纪录,这种大教堂的梦想反映出温州社会流行的小型企业家精神和消费主义的思想,即强调在住房及其他奢侈消费品上一掷千金。这种大教堂的梦想也反映出,为了更热烈的属灵氛围(当地称作“火热”),温州人多期望在大型场所做礼拜。
 
老板基督徒资助并推动大教堂之梦的实现,他们经常在建造教堂的想法确定之前,就承诺一大笔资金。一家大型服装厂的老板(他也在全国若干地方拥有房地产)在一次教会会议中宣称,如果他的教会决定买下当地一个羽毛球场作为教会的新址(这将耗资约700万元),他会立即捐助150万元,当地信徒把这种对财富与虔诚的公开展示行为视作“上帝的恩典”,并认为这也反映出“一个人对上帝计划的极大的信心”。
 
为教堂建造筹募资金也与当地为家族企业簿款的做法类似,温州教堂工程常常是捐款和非正式的借贷兼而有之。非正式的借贷(灰色商业行为)使大量当时缺少资金和教牧资源的基督徒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教合。这种做法极大地缩短了从计划建造新堂到完成建设之问的过程,以及从计划买堂到完成购买用地之间的时问。购买新的教会房产往往只是基于几位,甚至某一位重要企业家的决定。
 
刘弟兄回忆了他们当初在一幢办公楼中商议为教会购买1500平方米房产的过程,以及热心的教徒是怎样催促他做出最大的经济上的奉献:
 
最初我不确定,但后来被他们巨大的信心和热情打动了。他们说如果我决定不买,他们想买就会非常困难,他们说:“你不只是一个教会领袖,更重要的是,你是主要的资金来源。”最终,我对教会的贡献超过所需总资金的三分之一。
 
与当地很多其他教会一样,刘的教会在出资购置教堂时,遵循着标准的商业程序,在教会的年度信徒大会上,年度帐目报表用简报投影展示出来,它的格式类似于企业的年终财务报表,这家教会从好几处借款,包括银行、当地其他教会、信徒个人和一家私营企业。教会还把购得的一大半房产(800平方米)租给了一家知名的服装公司,在2005年,这家教会获得了249000元租金,这笔钱帮助他们偿还借款,2006年,租金将涨到大约300,000元,刘打算三年内从那家公司手中拿回房产。
 
尽管这种宗教空间不是被用来生产,但会众们常常把其视为一个集体共有的商业资产,这—资产被期望将在中国蓬勃兴旺的房地产市场中不断增值。这种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逻辑有助于温州基督教场所的勃兴。刘的会众过去隶属于当地一家主要教会的青年团契,在2004年初搬入这幢新的办公楼之前,他们在一间租来的农民房中聚会,那座房子后来在一次市区旧城改造工程中被拆毁。通过获取这一巨大的教会空间,这个新的教会逐渐在当地教会团体中获得了合法性,并立了独立的组织结构。结果,在很短的时间里,教徒从几十个增至数百,教会当下的目标之—是达到一千名注册信徒,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获得教会礼拜场所是怎样极大地促进了基督徒主体的形成和发展。—位中年牧师解释了教会空间扩大和教会成员增多之间的关系:“在温州,如果你建了一座新教堂,那么马上就挤满了教徒,再建一个,又挤满了,这就是温州。”的确温州基督教通过大规模收编神圣空间来展现他们强烈的宗教能量,并且以此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而这一建堂热背后的经济实践已经超出了政府宗教治理的范畴,进入到非正式经济(informal economy)领域。
 
灰色教产,的所有权问题及潜在躲患
 
教会财产的快速扩大导致教会团体内部出现了新的权力关系。投资来源的多样性不可避免地导致教会所有权含混不清,事实上,围绕争夺教会控制权上的冲突在改革时期十分普遍。与法人组织不同,教会往往缺乏法律地位来购买房地产,除非是登记了的教会,否则在获得产权上面临极大困难。即使是登记的教会也要根据国家规定的审批程序,从区一级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开始,到市一级,再到省一级逐级进行申请。为了绕过这个限制,理想的方法是由教会选一个最可信任的人担任法人,代表教会签订合约,通常会签两份合约,―份正式合约用来获得房地产,―份非正式合约用来宣布教会的最终所有权。这个安排帮助教会规避国家对教会购买房地产的限制。然而,这种不明确的所有权常常会导致教会内部冲突,教徒为教会聚会而买下公寓,但之后却不愿把所有权转交给教会,这种情况政不罕见。在一些例子中,引入了多重所有权,这带来了参与出资购买房地产的不同教会之间更多的冲突。例如,因为城市改造,一个教会最近需要搬迁,以满足教众聚会的需要。一位老板基督徒出资50万元买下市中心附近的一间新公寓,但这仍需要其他教徒的资金支持。在此关头,另一家教会的一位姐妹以她自己教会的名义提供了6万元(5万元是她自己的,1万元来自她的教会)。然而,第一出资人随后把这笔钱还了回去,担心她将来会把这间房子做她自己教会礼拜之用。这里一个普遍被接受的潜规则是:谁购买了房地产,谁将会在教会中有发言权。当然,拒绝捐赠人使用教会房产的要求是很难的,而拒绝这些捐赠者和创始人在教会中承担领导角色的建议则更加困难。投资的方式极大地盟造了教会所有权和控制模式。
 
刘弟兄叙述了他们教会小议会的开会情况:
 
如果我们决定做什么事,且花费不到2,000元,那么不需要交由小议会审核通过,我自己就能签字。若花20000元,我需要交由小议会审核,大家举手通过。在这种情况下,我需要向他们传递我的异象,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年我们计划在福泉(贵州省)投资20万元来做慈善,同时开辟福音的一个新工场。但我们小议会的大多数人认为没必要这样做,因为我们还欠着钱,他们问为何我们要对别人这么好。但我清楚,如果我们不做到规范化,那么就无法成功。这个问题在现在的很多教会中都存在。你知道,我们已经买这么大的一个场地,与它现在价值相比,我们欠的钱不值一提。现在这个教堂价值超过1000万,而我们只欠200万。这种程度的债务是很正常的,这甚至根本不能称为欠债。我认为我们教会就像一个企业,应该负债经营。这不是问题,如果你还清所有债务,你就会认为没有任何事需要担心,也就没有动力去努力工作,因为你还欠着债,我们应该努力工作动员更多的人奉献,但是,债务不应限制教会其他工作的开展,
 
尽管这似乎一个民主的过程,但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教堂最大捐赠人的刘弟兄享有说服别人的权力,而那些人可能不一定同意“负债经营”的逻辑。据他说,教堂现在的市值基本上是他们三年前购买时的两倍,这是刘十分爱提到的一项成绩,教会房地产的增值,使老板基督徒在会众中获得了特别的影响力。刘说话时就像是董事会主席。如同他的描述表现的一样,刘有时把企业和教会混为一谈,鉴于刘也是他家族企业的黄事长,这并不奇怪,
 
堂务委员会是大多数大型温州教会中的最高权力机构。当地很多信徒明确地把这个委员会制度称作“家长制”,因为堂务主任是总负责人,管理教会的核心事务,如发展规划、预算计划、教堂开销、同工的雇用和报酬,以及传道人和牧师的邀请。教会内部的一些人也曾批评,一些教会领袖会利甩教会资源来建立个人关系。尽管刘弟兄定期布道,并乐在其中,但他在教会中的正式头衔是“总负责人”,这个词与经济改革初期引入的“企业承包责任制”的概念异曲同工。作为教会的主要捐赠者及创建者,总负责人常常被认为完全可以主宰会众。
 
温州教会的很多运作不仅类似于私营企业,而且像是家族企业,领导者往往把他们的教会视为自己的孩子,并且不能抑制他们强烈的控制欲。因此,温州家族企业中的家长文化已经成功地扩散至教会的宗教领域之中。这种家族文化与现有的并不完善的宗教场所登记政策相结合,将造成非登记教会发展的严重隐患。当一个非登记教会负责人和名义上的法人因故无法继续参与其所在教会的活动,如何转移“灰色教产”的所有权将很有可能会引起教内教外新一轮的纷争,而一旦出现这种纷争局面,教会的分裂也几乎将不可避免,
 
结语
 
非登记教会与灰色教产是两个紧密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共生问题,在建设新的都市基督教建筑方面,温州基督徒不仅能够利用政府所赋予的机遇,同时也能够在宗教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创造出机遇。在宏观制度方面,温州教会的非注册堂点的高速发展有赖于改革时期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在微观层面,这也和信徒个体对政府宗教管制的策略性应对大有关系,温州的个案既有其区域的特性,又在中国的政教关系构型内显示了一定的普遍性。政府放开政策上面的管制,无疑将有助于中国基督教的平稳健康发展。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政府管制的模棱两可使大量基督教组织体系悬置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为有能力和企图心的中青年教会领袖提供了空间,激发他们在非登记的框架内将都市房产资源转化为基督教灵性资源。相比之下,在明确登记的教会中,教产的社会空间特征不具有吸引力,教会领袖的权威和家长作风都被削弱,组织的内聚力和发展势能也不够强,笔者认为中国基督教在遇去三十年中的高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国家层面管制模式缺乏连贯一致性(一致的只有宣示性的政策),在多样化的地方政治经济框架下,政教双方都较大的发挥和回旋余地,从而也产生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发展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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