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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腓利的见证

时间:2014-02-21 09:15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我(徐腓利)于1950年在上海虹口聚会处,在蓝志一弟兄传福音时清楚得救,由张愚之弟兄受浸谈话后,于同年六月在南阳路新会所受浸。

一个聚会处弟兄的见证

     我(徐腓利)于1950年在上海虹口聚会处,在蓝志一弟兄传福音时清楚得救,由张愚之弟兄受浸谈话后,于同年六月在南阳路新会所受浸。我祖父是内地会的传道人,姑妈是徐奉先(倪怀祖师母),徐恩秀(倪兴祖师母)。我也熟识张品蕙(倪柝声师母)及其外甥女万鲍贤玲。

     1954年读苏州医学院时,我组织了一至五年级基督徒同学团契,并与本年级二个班的三位弟兄姊妹每天清晨在学院前对面公园里守晨更,晚上夜自修后也一起祷告。1955年下半年在全国“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中,开始受到宗教迫害,因为:一、我向同学传福音,二、不相信“进化论”。我被隔离审半年多,开全校大会批判、斗争,或班级小会批斗。非法检查我的信件、书籍、衣物等。我完全失去自由,日夜都有两个同学轮流看管(美其名是保护我),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我当时开阑尾炎,不能起床,仍有人看管。

     他们强迫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校园内到处都张贴大字报、漫画,说我是反革命分子,我不承认,他们就用体罚,强迫我下跪,按下我的头,用脚压在我的小腿上不准我起来。后来我学会以不变应万变,来应付他们。但是我从没有出卖过弟兄姊妹。

     1956年说我是“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分子,学院成立专门批斗“倪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办公室,负责人是布立文。

     当时我丝毫不觉得苦,并高兴能为主的名受羞辱。

     1956年三月初医学院派人带我们去上海,铜仁路上海市卫生学校,参观“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展览会。我至今还印象深刻,有无头的裸露女人照相底片(上下都有许多小孔),谁也无法辨识是谁!放录音,是听不懂的福建话。所谓的罪证,有为保留福建鼓岭土地的三万多人的签名记录,倪唆使人把丁螺(传染日本血吸虫病的媒介)投放在江西的河流中──无稽之谈(stupid),找丁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医生都知道),哪里去买大批丁螺,再去投放。其他……

     从我本身被斗的种种经历,我深知道,这一切都可以作假证,张冠李戴(后来曾听说斗华东局第一书记陈丕显时,也有那同样的照相底片),照着领导的意图可以加给你莫须有的罪名!为了要把你斗倒斗臭,他们不择手段,什么都做,真可谓十恶不赦。如果你相信它──不是幼稚,就是傻瓜。

     在西方国家要定罪,一定要在法庭上,双方对质,拿出人证、物证。一般首先是无罪推论,要有确实的人证、物证,并通过陪审团的有罪判定,法官才能定罪。

     1957年“反资产阶级右派”运动开始时,又因宗教信仰受批斗几个月,我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后来就被开除学籍,不许再进大学。

<h3>二,1958年九月28日被送去“劳动教养”</h3>

     罪名是“反动教徒”。送到安徽省水利工程总队第三劳改支队(labor camp)与犯人一起劳动改造思想。每天劳动十二小时,十天休息一天,每月发15(折美金约$2.50)仅够吃饭。要你劳动改造到一天,政府干部认为你确实已经“改造”好了,才给予解除“劳动教养”(我们从来不知道所谓的改造好的标准。)

     控告我的犯罪事实是:

     我是上海市“小群”基督教会的骨干分子。

     在大学里大搞“反动的宗教活动”,向同学传教(是传福音)。

     我是上海市十大中学“基督徒反动联合聚会”的骨干分子。

     我曾指使一名信仰基督教的青年团员,退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倪柝声是我的亲戚,我不相信“小群”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竭力为他们辩护。

     感谢主,因着祂的怜悯,我先到了劳改第三支队卫生科医院,在重病房作抢救重病人的工作。

     1961年因在干部门诊看病,去支队最高首长家给他打针时,主感动我问他,我已经改造快三年了,劳动勤恳,思想改造认真,从没犯过错误等等。什么时候能解除劳动教养啊?他当时答覆:你回去把你改造的成绩写下来。大约一个月后医院的管教干部找我,要我写改造经过,注重写成绩。在1961年底前,给我解除了“劳动教养”处分,称为解教分子,也就是就业人员。

     解除“教养”后不释放,强迫留队“就业”,每年有15天探亲假。所谓“就业”,其实是社会最底层的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劳教分子,就业人员。还是与医务犯或其他犯人一同劳动、工作、学习和思想改造,并互相监督,互相检举。

<h3>三,1964年全国“四清”运动中</h3>

     政府给我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反动教徒变成反革命,因我不放弃基督教信仰,就一直受到反革命分子的待遇:每一次运动中都要受批判、斗争,他们说“宗教信仰”就是我反革命的罪恶根源。反革命是属于敌我矛盾,反革命就是人民的敌人。

     后来给我摘帽,成为“摘帽反革命分子”,我的妻女就是“摘帽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我妻子本来就是反革命分子的女儿,这样成了双料反革命。这表示个人和家庭成份不好,社会地位低下。

四,1966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更是加强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只准老实劳动,不许乱说乱动。每天早晚二次要向毛泽东的画像“请罪”,背诵“认罪文”。1966年至1970年间不准回家探亲。星期日外出购物先要干部批准,节日不许外出。平时每天晚上政治学习两个小时,每年夏季和冬季要学习三小时,由两人记录,每次都要写思想改造总结,从八岁写起,深挖犯罪根源,接受批判教育。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时,我被调去就业人员的“反革命中队”劳动,要推大土筑土埧抗洪,每人推独轮车,两边两个大筐,开始就要分装土四百斤,然后加到六百斤,八百斤或更多。我受不了这个苦只能求主,在关键时刻,突然大队医务所干部医生来找我,要我去抢救两个病危病人(Critical case),这样我就暂时被借到大队医务所,不去推大土劳动。

     神的恩典总是够用的,祂知道我们的软弱,更担当了我们的重担。

     约一年后,二个劳改中队和医务所要调到劳改农埸(劳动和生活要艰苦得多),我却回到了“反革命”就业人员中队,随他们调到劳改工厂。起先心里还有一点埋怨,又要下去劳动了,后来才渐渐明白这是神的安排,好得无比。

     1971年在安徽巢湖铸造厂的建筑队,非常艰苦地劳动一年,突然医院有调令把我调到本厂医院去制药(紧急任务),最后又做医生管理病房,看门诊,一直到1981年底申请赴美探亲。

五,被迫留在劳动改造单位二十年

     我于1972年结婚,妻子张向晨是张愚之的三女儿。因父亲是“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她被迫去新疆做苦工六年,经常受批斗,既失去了健康,又患上多种疾病。后来夫妻分居长达十年,妻女在上海没有户口,没有供应&#8230;&#8230;

     我妻子在上海每天勤读勤背圣经二十年,写成《圣经总论》66卷,在大陆发送,颇受淅江弟兄姊妹的喜爱。

     我们在19791980年翻译了John Foxe作的《殉道者》一书,后来在美国出版时改名为《血证士》。本书读者之多,仅次于圣经和《天路历程》。

     本书叙述了两千年来基督教会史中的重要事实,记载了无数圣徒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了基督大爱的事迹。他们因着受主爱的激励而忠心跟随基督耶稣,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马太福音十六章24节)。因为爱主,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示录十二章11节),能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也完全配得神为他们预备的冠冕,公义的冠冕是为他们存留的(提摩太后四章78节)。

     这就是两千年来羊群的脚踪──由死亡得生命的道路。

     感谢主,给我们负担又给我们胆量和勇气将它译成中文,妻子校对;大部分是我在劳改队里翻译的,竟能全部安全寄往上海!感谢主!(中国邮局要先拆开检查邮件后,才可以寄)向晨刻腊纸,并自己油印了四百本,发送给三、四百处地下教会。其间买钢板,腊纸,买大量的白纸等都要冒一定的风险,这事万一让政府发现,判刑难免啊。

     因为当时1979年邓小平上台后,许多人以为今后可以自由传福音了!?我们并不相信,要借此书来彼此提醒和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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