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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哲学与倪柝声圣经思想之比较

时间:2014-04-23 08:13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本论文之主要目的是在比较儒家哲学和倪柝声基督教思想在「成圣」与「作王」两种概念上的差别,以及它们在道德教育上的蕴意。


 

两种「成圣」与「作王」—孔孟哲学与倪柝声圣经思想之比较

(谭光鼎: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兼任教授陈鸾凤:新竹教育大学环境与文化资源学系副教授)

[摘要]

本论文之主要目的是在比较儒家哲学和倪柝声基督教思想在「成圣」与「作王」两种概念上的差别,以及它们在道德教育上的蕴意。儒家思想的「内圣外王」强调启发良知善端,经由修身工夫而扩充到社会生活与政治治理,以促进一个和谐圆满的社会。倪柝声则强调神的救赎已将神圣生命赐给信徒,「成圣」是彰显基督的美德,「在生命中作王」是成为得胜者。作者分别从典范人物、凭借、历程、结果等四方面,比较并讨论这两种思想的差别。虽然「内圣外王」哲学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基础,但倪柝声的圣经思想更强调神圣生命的价值,唯有凭神圣生命而活,纔能成为圣别的人,并与基督一同作王。

[关键词]

儒家哲学、内圣外王、倪柝声、成圣、在生命中作王

壹、前言

「圣」的基本意义系指博通事理,具有先见之能。凡是人格至高无上、出类拔萃者,皆可称为圣。在现实社会中,这种人物并不多见,仅略见于少数成就辉煌的君王身上,他们具有卓越的智能、超凡的人格特质和高超的道德水平,甚至具有杰出非凡的造诣。这些异于常人的优异表现,往往被视为来自更高层次、脱尘超世的禀赋,也就是「神」的层次。这种神圣禀赋的概念与德国社会学者M. Weber所说的「魅力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颇为类似,因为「魅力」(charisma)即是「神赐的能力」,不仅非凡的能力源自神,甚至这等人在一般人眼中就是神。

在宗教信仰里,「圣」字的意义更高,它代表一种「至尊无上」的状态,一种对于神之所是与神之性质的描述。圣就是神,神就是圣。若要达到圣的境界,必须借着崇拜神,获得神的素质,使个体能达到近乎神的状态。所以宗教信仰基本上都强调这种修为的工夫,或是修身内省,或是祷告祈求,其目的都是使个体增加神的成分,改变人的本性,使人能达到神圣境界。这就是宗教信仰最高的成就。而在这个成就上,「俗世生活」与「宗教信仰」得以联结。因为必须借着宗教教义的指引、教导和操练,个体纔有可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获得超凡的成就。

在传统中国哲学中早已存在上述这种思想,道家、儒家以不同方式描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世界。面对上下交征利、伦理道德崩解的纷浊乱世,道家揭示「内圣外王」理想,儒家则主张八条目的修身工夫。二者共同强调,社会安定圆满与否,攸关于领导者的德性品格;外在的事功成就,取决于内在的心性修为。

在基督教信仰方面,虽然圣经也有类似道德修养的教训,但是圣经思想比较着重神的救赎与神圣生命的分赐。圣徒必须凭借神圣生命而生活行动,以致表现出远高于俗世的道德水平。所有基督徒的超凡成就应该不在当今世代,而是一种来世的赏赐,一种对于今世之神圣生活的奖赏。对于基督徒而言,今世的安和乐利并非不重要,在今世激浊扬清也是他们的使命,但「圣」的目标不是为着运作今世的政治权力,而是在来世里进入神的荣耀。

在二十世纪之初,当基督教在中国开始发展「本土化」阶段时,出身于南方福建的倪柝声,对于圣经真理的瞭悟具有非常独特的启示。借着神的恩赐,他能在短短三十年左右的宣教岁月中,揭开圣经中许多重要的奥秘。在他极为丰富的著作之中,对于「人的三部分(灵魂体)」、「得胜生活」、「进入神荣耀」,有着非常重要的论述。他认为,神的旨意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运行,使基督徒得以圣别并变化,发展成为神的国度。倪柝声的著作并没有使用「内圣外王」一词,但「成圣、得胜」与「在生命中作王、与基督一同作王」的观点,却在相关的讲道记录与属灵专书中一再出现。

虽然这两组文字,在概念意义上并不相同,也分别属于儒家人生哲学和基督教教义,可是二者却巧妙的相互对应,值得作一些内涵意义的比较和对照。尤其在新儒家哲学中,「内圣外王」成为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学者不断对此发表各种论述,甚至延伸到国际政治和组织管理的讨论之中。 此外,在当前二十一世纪里,财富的累积与科技的发达,并没有相对提高人性水平,社会纷乱未曾减少;全球化政经文化的发展,也带来更多世局纷争与族群冲突。当卫道之士慨叹人心闭塞、伦常不彰时,当学校教师与宗教人士苦思如何启迪人心道德良知时,或许「成圣」、「在神圣生命中作王」的思想,可以成为拨乱反正、开启人性善端的一帖良方。

基于上述动机,本文拟针对「成圣」与「作王」两个概念,依据孔、孟心性哲学,以及倪柝声的圣经思想,进行比较与讨论。作者的目的并不重在批判,也不希望比较孰优孰劣,只是希望厘清这两组概念的意义,把悠久历史文化中的人生哲理,和基督教属灵的宗教教义,进行一个对照。作者真正的心意,是希望透过分析和讨论,能够对道德教育产生一些启示,促进健全人格的发展。

贰、儒家内圣外王思想

韦政通在他的《中国哲学辞典》一书中说,综合整理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道统人物之特质有关的描述,发现只有「内圣」与「外王」两项,为每一个道统人物所共有,这足以说明「内圣外王」确为古代文化理想所在,「内圣外王之道」即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总纲。

「内圣外王」思想本为道家庄子所言,属于道家话语,但由于内涵与儒家心性学说的诉求相近。因此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此一概念并未在道家思想中有更深入的探微,反而从宋明理学以降,在儒家学说中不断发扬光大,成为当前新儒家思想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

一、概念源起与发展

「内圣外王」一词最初并非出于儒家文献,最早可见的文献出现在《庄子天下》:「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自为方。」

春秋战国时代,封建制度与价值系统解体,导致社会秩序崩解与王道文化衰颓。在这个纲常混乱的时代里,庄子感叹世风日颓、道术分裂,难以一遇「天下纯全的人格」。因此他意欲铺陈一个「在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的道术。 虽然学者梅广认为,「内圣外王」一词,本不出于儒学典籍,不是先秦儒学的用语,北宋以前也从未跟孔孟思想发生过任何关连。 但从学术思想内涵而言,其实圣王之道古已有之,「内圣外王」是先秦各家学说共同的理想,诸子百家无不寄托「圣王」形象于其中。尚书尧典、舜典、大禹谟、及诗经之大雅文王,都已完整描述内圣外王的人格典型。 这些重要典籍早已萌发了内圣外王思想,儒家的「圣王」典范是汇集自尧、舜一贯而下至周公的理想化君王形象,也就是综合这些古代圣君「内圣」人格特质与「外王」外在事功的圣人形象。继而经由孔子、孟子的倡议与发扬,「圣王」乃成为儒家最高的政治典范。

「内圣外王」一词在北宋以后开始流行,程颢是最早将「内圣外王」运用在儒家思想上的学者,他用「内圣外王」之学概括邵雍之学。近代以来,新儒学也普遍以「内圣外王」来概括儒学精神或儒家思想,梁启超说:「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说起来,其功用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 熊十力说:「…内圣外王…孔子与儒学之广大在此。」且说:「外王骨髓在内圣,不解内圣,休谈外王。」 学者牟宗三认为,内圣外王原是儒家的全体大用,全幅规模,《大学》中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即同时包括了内圣外王,以之表象儒家,最为恰当。

二、概念内涵

(一)内圣

以伦理学的概念来说,「内圣」系指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且修养到极致的状态,也就是达到「圣」的地步。「圣」并不是指某个人,也不是某种具体的道德质量,而是指「通过自身修养所达到的一种至善境界」。 所以,当个体涵养内在的主体生命,藉由道德实践,完成最圆满的德行人格时,这就是内圣。

依据庄子观点,内圣就是通天晓地,取法于自然,贯通法度,和四时通六合,从而达到与天地合为一体的境界。儒家认为宇宙之间存在一个全能的天道,这个天道对社会、对人的成长,对智慧、对德性、对境界,包括国计民生,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个天道固然是自为自在的,但这个天道也和人的存在相互贯通。由于人都有道德的自觉性,因此经过自我努力,可以掌握、认识、体现天道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显现,从而把天道在人间社会中体现出来。所以,内圣就是打通天道与人心,使人把握无所不在的道,进而达到「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的高级修养境界。

从广义的观点而言,「内圣」并不仅限于个人的道德修为,它也是一种推己及人的事功。所以,内圣也指统治者推行仁政,提倡仁义道德,用礼乐德治的教化促进民众的内圣化。事实上,在「人皆可以为尧舜」观念引导下,历代圣贤和统治者都在运用不同手段和方法宣扬内圣思想,树立内圣典范,以求内圣的普遍实现,从而建造理想的道德秩序。

(二)外王

相对于「内圣」之着重心性修养,或是良知灵明的启发,「外王」乃指内在修为表现于社会关系与政治治理的结果,也就是借着个人德行的陶冶,培养至善的人格典型,并藉此产生人格感召的影响,不仅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在政治治理中产生一种「化导」力量,蕴育合乎王道的政治--德治。

外王是从内圣基础向现实的自然展开,也就是内圣工夫的外溢,达到「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的社会理想。 无论庄子或孔孟,都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性关怀,蕴涵着对现实的批判,在他们德治的观念里,圣王的典范都归之于古人(尧舜禹汤),这些圣王经由德性的觉醒而完成其纯德无限之人格。依据儒家观点,个人生命完全是仁义礼智之德,毫无隐曲之私。在德化的治道里,领导者(圣人)依其本质而法天,从而自然形成他的政治品格与帝王霸业。牟宗三指出,圣王所法的「天」,乃是一种「纯粹型式」(pure form),毫无隐曲之私,这便是神,圣人就是如此。所以,德治的开始是视人人自身皆为一目的,由德性的觉醒而向上愤发,完成其自己。它的最高境界是「各正性命」。因此德化的治道,自始至终,都落足于具体的个人人格上。

依据庄子天下篇的文字,「外王」的蕴意其实并不局限在「政治」一端。就狭义观点而言,外王确是指圣君贤相的政治理念或治民之道,在政治上达到人文化成、天下安乐的功效。但在广泛的意义上,外王是内圣的延伸,当领导者明心见性,明白宇宙绝对真理(天之道),他便能润化外境,教导成全他人,使之亦能同证此道德本体。所以,外王泛指一个人存在的人生价值和社会意义,甚至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历史文化,一种无形、长期、持久的熏陶或陶铸力量。

内圣与外王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二者之间有不可切割的关系,也可视为一个生命的发展历程。李泽厚则认为二者是道德的两个面向,内圣是个体所追求的道德完善与最高价值,是一种宗教性道德,好像执行神的意志;外王即社会对个体之伦理义务的要求关注,是一种社会性道德。 牟宗三指出,王道不能只局限「德」的一面,必重视人民的幸福。所以内圣必涵外王,外王就需正德以开幸福。 所以,从其功用而论,内圣是心性之学,外王是经世致用之学。

但无论二者有何种逻辑结构或生命发展上的关系,它们的根源其实是一,内圣与外王是统一的,不是互不关连的两个向度。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内圣的深厚功夫,就没有外王。外王是内圣的目的追求和社会价值体现,没有外王事业的彰显,内圣工夫就失去意义,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当个体追求道德与人格的至善时,他的修为必然不局限于独善其身,至善的境界必然超越小我。所以当个体追求达到「配神明,醇天地」的境界时,他必也蕴含着「和天下,泽及百姓」的动机,促使群体生命也能臻于至善。职是之故,内圣是主体的品德修为,外王则是内圣的扩大与延伸,就是主体对于客体的实践。因此,外王实际上就是「圣」的团体表现与彰显。

三、孔孟哲学与内圣外王之关系

孔子与孟子二人虽然并未直接谈论到「内圣外王」,但他们的著作确有与内圣外王相关的思想。在春秋战国纷乱的世代里,他们一方面将人生与政治理想寄托于「圣王」的再现,另一方面则依照圣王的典范,具体说到如何实施个人心性的修养,或是如何陶冶群体的行为规范。孔子强调「仁」的概念与实践,孟子认为人人都有「良知」,这些善端需要被扩充。

(一)孔子

「仁」是孔子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无论内在的心性修养或是人际伦理的实践,「仁」都是最高目标。基本上,孔子对于「仁」并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或规范准则,在孔子的理念中,「仁」是一个多元概念。在论语各篇里,论到「仁」的至少有五十处以上。例如,「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篇)、「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篇)、「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篇)、「克己复礼,为仁。」(颜渊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篇)、「仁者,其言也讱。」(颜渊篇)、「仁者…爱人。」(颜渊篇)、「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阳货篇)。

依据孔子观点,「仁」的修养并无绝对标准,它的意涵范围广大,对内是个人道德心性的修养,对外是社会伦常关系的实践。对主体而言,仁者「修己以敬」(为政篇),具有「刚毅木讷」(子路篇)的人格特质,是「不忧」(宪问篇)的人,是「有勇」(宪问篇)而「不让于师」(卫灵公篇)的人。但「仁」的价值更显现在实践的意义中,也就是在「我—汝」之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上。就这一面意义而言,仁不仅是在小环境中的「孝悌」、「克己复礼」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是一种在大范围中「爱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为政篇)、「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篇)的情操。

在孔子的理念中,「仁」是贯通「内圣外王」的主轴。仁者先培养其主观的「仁心」,然后由近及远,在各种与他人、群体、事物有关之情境中实践客观的「仁行」。所以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篇),「忠」是尽己,「恕」是推人。道德的目的不仅是向内修仁,作到立己与成己,最终目的则是立人与成物。「仁」虽是个人最基本的修养,但它一定要从个体向外开展,通向社会群体。仁者,是一个能把自己和他人关心的整个领域都并入自我人格之中的人。当「仁」升高到「圣」的境界时,「外王」的成效自然显现。

除了「论语」之外,孔子思想中与「内圣外王」有关的实践之道,也可见于礼记的「大学」(第四十二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一段话里的各种动词可分为两组:三纲、八目。「三纲」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两组都可视为「内圣外王」的进程。在「三纲」中,「明明德」,是内圣的功夫,「亲民」是外王的事业,「止于至善」是内圣外王之道的终极完成。「明德」是指「天赋于人的智慧」,「光明的德性」或「良好的德行」。此一天赋的灵明德性,常因私欲与物质所压制、扭曲或遮蔽,因此《大学》教人要「明明德」,开启原有天赋的「明德」,发扬并光大之。个体一旦「自明」之后,也就产生「明人」的外溢结果,也就是对人施以德泽,以德泽人,这就是「亲民」--修己以安人。扩而大之,最终则是「止于至善」--明明德于天下。

在「八目」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四项是内在修养工夫,属于「内圣」。「齐家、治国、天下平」是由个人修身拓展到群体生活的交流与互动,属于广义的「外王」。在这八条目中,「修身」正好位居中间。「致知」的真义在于瞭悟「修身」是内圣的完成,而「修身」则是外王的基础、起点和先决条件。《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八目中的前四项,目的都是为修身,也就是明德的工夫。而八目中的后三项,乃是修身的向外扩展,最终目的在于「止于至善」。就「明明德于天下」这一句的意义而言,对内是做到「格致诚正」,实现成「圣」;对外说则是「修齐治平」,完成「外王」。前半段进程是本、是体,后半段进程则是末、是用。这就是〈大学〉的絜矩之道,也是平天下的伦理基础。

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简要的归纳《大学》和「内圣外王」之间的关系,「修己的工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安人的工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至于条理次第,以大学说得最简明。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工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工夫。」。 我们可以把「三纲八目」所揭示的内圣外王之进程与结构关系,绘为下图:

1  《大学》三纲八目与内圣外王之关系

(二)孟子

孟子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行为规律之本源是人的仁义本心,也就是「良知」。《孟子尽心上》:「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个「良知」具有「仁义礼智」四端,它们分别对应的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公孙丑上)。依据孟子的「性善」观点,「良知四端」是「不虑而知者」,就是《大学》所说的「明德」,是人人所共有的天赋知觉,是一种生而有之的先验实践道德理性。并且重要的是,孟子认为这种善端具有「达之天下,四海皆然」的客观性,一种类似康德所说的客观普遍性。基于这种人之本心对事物价值的相同体认,人类社会便能够产生行为的共同规律。 换言之,「良知」是天理,是一种直觉,是实践理性,而这个理性具有行善践仁的必然性。

在先秦儒家思想里,超凡的个人(圣人)在道德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孟子也是秉持这样的看法,认为「圣人」是遵行仁义之心行事的先觉者,他的行为成为道德规律的典范。而四个善端是圣人与一般人共有的「同然之心」(告子上),一般人只要效法圣人的典范,扩充此心,都有成圣的可能。「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滕文公上)因此,个人向内的修为乃是从「存养善端」着手,使「心」得以修养并扩充,终而达到「成圣」的目标。 质言之,通过加强自身的修养,人人可以达到修养中的最高境界—圣。

不仅如此,心性之四个善端的向外扩展乃是「德治」的领导,使社会达到最佳治理效果。「以德行仁者王」(公孙丑上)、「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离娄下)。因为领导者必须是成德之君子,领导行为必须是仁德的实践。德性主体的向外扩充,乃是「仁政」,实施仁政就能达到「平天下」的理想境界。 所以,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外王是内圣的目标,这二者之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在孟子的思想中再一次揭示出来。

参、新约圣经中的「成圣」与「作王」

一、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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