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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至1951年间的杨绍唐与倪柝声

时间:2014-05-12 08:33 来源:未知 作者:邢福增 点击:

内地会传教士赖恩融(Leslie T. Lyall)在其经典史着中,曾将王明道、倪柝声及杨绍唐三人形容为「巨人」。

 

时代巨变下的「巨人」 - 19491951年间的杨绍唐与倪柝声

 

(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

 

一、引言

五十年代开始,急风骤雨的政治形势,逼使中国教会领袖作出生与死的抉择。其中1950年的革新宣言以及紧接的三自革新运动,在在成为众教会领袖实存的挑战──参加还是不革加?正是难题所在。三自运动的发起人士与参与者,跟反三自的教会人士,不仅在当时为中国教会形塑了壁垒分明的对立传统,即使到今天,仍成为讨论中国政教关系时不能回避的历史纠结。

回顾这段极具争论的历史,属灵派(或基要派)的教会人士,往往比自由派(或现代派)有更大的包袱。任何参与三自革新的属灵派人士,不论其参与的机动与程度如何,轻则被贴上「软弱」或「妥协」的标签,重则更被斥为出卖教会的犹大。这些二元及简化的论析,除突显行动者是否站在誓不低头的信仰或道德高地外,实际上无助我们考察他们与时代处境间的互动关系。

内地会传教士赖恩融(Leslie T. Lyall)在其经典史着中,曾将王明道、倪柝声及杨绍唐三人形容为「巨人」。他指出,三人「都在国家与宗教生活的压力下,为主作见证……但其中的每一位都有其特殊性格,各自在不同的方面有所贡献」。 本文旨在以其中二人──杨绍唐及倪柝声──为中心,重构他们在19491951年间面对历史巨变时所作的响应。

杨绍唐(1900-1969)及倪柝声(1903-1972)均是二十世纪著名的中国教会界人士。杨氏一直跟内地会关系密切,曾在山西创办灵工团。抗战后,在上海迪化北路(1954年后易名乌鲁木齐路)Free Christian Church(后易名聚会所)牧养,同时又在南京创办黄泥岗教会。至于倪氏,是基督徒聚会处的创办人,后发展成全国重要的本土教派。杨、倪均曾出版不少述着,也是极具宣讲恩赐的讲员。本文将指出,中共建国后,杨、倪两位「巨人」,对时代处境作出颇不同的回应,有助我们更全面及深入地探究教会人士在时代巨变下的政治及信仰抉择。

二、基督教与社会主义

面对中共执政,基督徒普遍心存疑虑,特别是担心信奉无神论的政权,会否执行排斥,甚至消灭宗教的政策。作为教会领袖,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这确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杨绍唐:不用惧怕共产党

19506月,杨绍唐在《灵工通讯》上,分析了他对当前「政治环境」的看法,以及基督徒应有的正确态度。

首先,他强调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两者「毫无冲突」,因为早在两千年前,初期教会便实行了「理想的社会主义的生活」。即使今日的环境已不容许信徒过「凡物公用」的生活,但从「属灵的真理教训」的角度,基督教的立场显然是「反对欺压贫民」的。「一个跟从主的人必须先成为一个无产者」。他更认为耶稣的教导虽然没有明确反对私有制,但却要求要「分给那没有的人」。

其次,他重申基督徒并不是「反动」的。因为「真正的基督徒」即使「有产」,但其财产已经奉献为主用,为人用,故也就是「无产阶级」,并且「除去私心为主服务,为人服务」。再者,基督徒若作了得罪神得罪人的事,「不用等人来斗他,他会在圣灵的光照之下自己责备自己」。

最后,他认为基督徒不应惧怕共产党。因为若按着基督教的财产观,基督徒理应「看轻了世界,积财于天」,根本毋惧于「共产」。要是有基督徒全完站在「自私」的立场,指望财产全归自己享用,不与人分享。「这样的人站在共产党的面前过不去,站在主耶稣的面前也是过不去;在新民主主义政治下交不过账,在主耶稣的面前也交不过账」。另方面,他不讳言,基督徒最惧怕共产党的,是因为其无神论。但杨氏深信「在人民政府的共同纲领中,却是明确的规定了信仰自由的明文」,基督徒便应「拥护」条文,并且把握在无神论政权统治下「作见证的机会」。

外在政治环境的挑战,使杨绍唐进一步确定,教会的前途,完全仰赖于基督徒及传道人的属灵生命之上。他说:

教会外面的逼迫,并不可怕,它最多能摧毁高大的礼拜堂,仪式的聚集,以及一些不太有用的组织,它却不能稍损基督徒的生命,和对主耶稣的信心和爱心,也不能阻止教会实际的增长,反而使教会更圣洁,淘汰一切虚假的信徒和传道人,这些人对主的教会没有丝毫益处,只能加上重担和腐败。两千年来,何时教会有逼迫,何时教会就向下札根,向上结果,教会一直是在苦难中生长的;惟有教会内部的罪恶,负责人的彼此嫉妒批评,不能在主内同心合意,却是教会的致命伤!

杨绍唐又曾在别的聚会中指出,今日许多人都「爱科学」,但科学的书至多不过几十年的工夫。相反,圣经虽是古老,但却不会「落后在时代后面」。在不同时代,都有人反对圣经,然而,圣经「仍然坚立到如今」。

面对前景,他亦作最坏的打算,「在以后的时代中,可能不再容易常有讲道的聚会,所以教会的生活在以后更要紧」。 「我们既知道教会是属神的,就决不会惧怕环境的风浪,也决不致因聚会的地方被封闭而灰心」。 最重要的,是不论在甚么环境下,基督徒仍要坚守使命:

这也是我们作见证的机会,把有神的证据,在我们的生活上见证出来。环境向我们挑战:「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那里呢?」(诗四十二3)弟兄姊妹,你是当害怕呢?是当作见证呢?若我们的神是假的,我们就不应当迷信,若我们的神是真的,我们不但是信,且要作见证,也能作见证。这个见证在许多地方,已经在弟兄姊妹身上发光了。

倪柝声:基督徒的社会主义

19489月,倪柝声在鼓岭训练时,提出了「基督徒的社会主义」概念。他指社会主义者常常批评基督徒不能解决「世界上阶级的存在、农民的穷苦、牲畜的受苦,以及犯罪的地方,如戏院、妓院、舞场、赌场等」,以及社会存在的贫穷及不公现象。面对这些挑战,倪氏认为「圣经并不放松这些问题」,主耶稣先叫个人得救,「但并不是丢弃社会的问题」。基督徒现在不去解决社会问题,因为这些「不是我们力量之内之事」。教会的责任是引人归主而非改良社会,但是,「当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所有社会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换言之,基督教并不是不处理社会的问题,「乃是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就是要等主再来时,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可见,倪氏意图从末世论的层面,来为其一贯立场赋予新意思。基督徒不企图去改变世界的制度,而是盼望基督第二次降临。当主再来时,一切不公义、战争、疾病、饥荒、人心罪恶、犯罪机构等,都得到解决,这就是他所指的「基督徒的社会主义」。

第二次鼓岭训练期间,倪柝声又不避「社会福音」之嫌,用了「社会的福音」来形容其见解:

有人因着不清楚主再来所要完成的工,对基督教反而有了误会。他们认为基督徒只传个人的福音,不传社会的福音。事实上,我们信个人的福音,也信社会的福音。主第二次来时,就传社会的福音。今天主没有叫我们注意社会的事。世人乃是以科学来供应社会,我们是要叫社会摸着生命。我们所作的,是他们所不能作的,我们乃是要使社会上人的灵魂得救。当主第二次来的,世人不仅里面得着拯救,外面也得着拯救。主第一次来只有个人得救,主第二次来的,社会也要得救。

其实,不论是「基督徒的社会主义」或是「社会的福音」等概念,均只是倪氏早年提出福音衍生「间接」社会果效的进一步包装,并在末世论的角度展现基督教的社会救赎意义。可以说,倪的出发点旨在化解在新形势下社会改革者或革命家对基督教的误会与批评,并企图为基督教在新社会建立较「进步」的形象。他指出,在主再来的时候,地上的政权也要过去。那时地上的万国,都要成为主和主基督的国,「就再没有以政治来压迫人的事了」,全地都充满了公义和公平。 换言之,「基督徒的社会主义」或是「社会的福音」,只是在主再来的时候,始能兑现的。

倪柝声又认为,共产主义凡物公用的主张,其实是源于使徒行传的,所不同者,是共产党「没有神的生命」,故实行起来并不容易。现在若由共产党来教训基督徒要凡物公用,则绝对是基督徒的「羞耻」。 他在江西弋阳的移福音民计划中,便实施了凡物公用的模式。这些信徒因为相爱而平均,实现了圣经均平主义的理想,甚至获得当地干部的肯定。 倪说:「世人作不到,在我们基督徒却能作得到」。但他又说,「这不是说我们主张基督教社会主义,我们只是有这种行为」。

倪对当局的信仰自由政策,亦予肯定。1949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共同纲领〉,其中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 国内教会人士对此普遍表示欢迎。方是时,倪柝声正在香港,亦得悉有关条文。 19503月他自香港回到上海后,便在上海聚会处主讲了〈今日基督徒的态度〉。倪一方面重申了顺服共产政权的教导,但同时他又说:「共同纲领给我们有信仰自由,共产党不信神,它有反信仰的自由,但是我们还有反『反信仰』的自由」。 倪氏不奢望中共会放弃其无神论主张,但他却相信新政权容许宗教界有表达信仰的自由。

总的而言,杨绍唐及倪柝声与当时许多教会人士一样,尽管对前景仍有忧虑,但既然「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业已明确在〈共同纲领〉内,那么,对教会前途的所有讨论,便应从这个基础上作起点。在这背景下,杨、倪均深信,最重要的是是教会能否坚守福音使命,在不同环境中努力作见证。

我们可见,杨、倪两人均意图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帮助信徒去「理解」社会主义。这种理解,并非从辩教的角度来批判后者,而是尽量发掘基督教与社会主义间的共同之处,指出初期教会的形态中,已具备若干的共产思想。这种为基督教信仰赋予时代意义的方法,也许对自由主义传统的基督教并不陌生,但却出于两位保守传统的基督教人士口中,在在反映出中国教会面对中共建国的实存挑战。

三、教会的路线问题

那么,在新时代下,中国教会的发展路向如何?对属灵派的教会人士而言,除组织或制度上的改革外,也涉及教会论的问题。对此,倪柝声与杨绍唐间,便出现了颇对立的见解。

倪柝声:地方教会的合一

新的政治形势,促使倪对其一贯持定的教会路线,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在倪柝声眼中,聚会处的优势,体现在其教会真理上。按着其「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的主张,地方教会(即基督徒聚会处)就是各地唯一正统的教会。值得留意,倪在解放初期进一步把这种教会论以「教会合一」的形式,来实现争取「得着」其他属灵派的策略。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任钟祥指出,倪在1950年间计划争取有「基要派」信仰的传道人「合一」到上海聚会处。当时,福音书房特别出版了倪在抗战时宣讲的《教会的正统》,而倪柝声又在《敝开的门》中发表了〈教会的立场〉、〈教会的合一〉等同工谈话的聚会记录。 倪柝声在〈教会的合一〉中,除了一贯批评宗派外,更把矛头指向那些主张「属灵的合一」及「堂会主义的合一」者,指出最符合圣经原则者,仍是地方教会的合一。所谓「属灵的合一」及「堂会主义的合一」,其实就是许多基要派教会对「合一」的立场。倪氏的立论,目的就是要突显地方教会在教会论上的正统与真理。

7月,倪在一次同工谈话会中,再三强调必须抓住神给他们的机会,而他的「属灵感觉」告诉他,是「主在我们中间可以作再大十倍的工作」,必须「开拓疆土」。他说:

这三个月来,我里头感觉越过越厉害。感觉今天到了一个地步,不只要得着一个一个爱主的人,并且要得着一个一个爱主的团体……我想,主要我们和这样的属灵的团体有交通。弟兄们要全体出去得着他们。已往我们没有作的,现在要作。……我们不是要一个一个得着他们,乃是要整个的得着他们。

质言之,这种「把他们全体变过来」、「整个的得着他们」的策略,比过去「一个一个得着他们」有为进取。他1949年底(即第二期的鼓岭训练)萌生的「属灵感觉」,就是要把其他属灵派或基要派的教会(所谓「许多零碎的属灵的团体」)「合一」在地方教会的旗帜下。

在「教会合一」(其实是合并)的名义下,倪柝声先后与杨绍唐(迪化路基督徒聚会所)、金罕、姜蒙光(宣道会守真堂)等保守派教会人士接触,希望拉拢他们加入聚会处。此外,倪又带同唐守临等与内地会交往,讨论教会合一的问题。 内地会方面亦承认聚会处主动与其接触,调整昔日不与差会交往的立场,确是重要的改变。 最后,内地会同意把位于上海新闸路的总部藏书送给南阳路聚会处,个别地区(如浙江东阳、义乌)的内地会亦参加了地方教会。

耶稣家庭也成为倪争取合一的对象。倪柝声在一次谈话中说:「也许时候到了,也许我们应当得着他们」。他承认,在「在凡物公用、共同生活的事上,他们(笔者按:耶稣家庭)比我们有认识、有进步。他们能给我们帮助」。但在「教会的真理」方面,聚会却反过来可以帮助他们。

无论如何,解放后,基督徒聚会处在倪柝声的领导下,并没有因着政权转易而退缩,反倒更积极部署,争取时机发展教会。而倪氏以「教会合一」为名义来合并其他基要派教会,最终达至强化聚会处实力的目的,却是清楚可见的。

杨绍唐:属灵的合一

面对倪氏的「合一」诉求,杨亦不得不作出回应。他强调,并不是反对教会合一,但问题是,自有教会的千余年来,有形的教会却一直是「分门别户」。教会到底应如何「合一」?他直接响应倪氏的「地方教会」主张,认为:「任你如何讲,如何说,如何提倡,宗派仍然宗派,名目只管名目,即使有地方取消了不同的名目,成了所谓的『地方教会』,然而这不合一的行为,已经弥漫在众教会之间了」。

杨绍唐重申,现在许多关于教会合一的主张,「多半是规章的、外形的、而非心灵的」。而他所理解的「合一」,却是「指着在一些虔诚基督徒的心灵中,虽然他与别的弟兄姊妹有不同的会别和组织,但他的心灵却是冲破了这些,超越了这些」。 「凡觉得自己是特殊的、超等的、就没有特别的名目、组织,但把自己从众弟兄中间分别了出来,或是提高了一等,这便是罪恶,是分裂基督」。 「一个聚会处不能代表上海教会;在神的眼目中,所有上海信徒(真有生命的)的全数加起来,才是上海教会」。

他指出,地方教会的问题,最重要就是其分离主义倾向。「他们的见证,第一步是脱离」。他提及一件亲身经历的事件,有一次,一位教会执事跟他说,教会有一青年弟兄给教会写信,要求脱离教会。执事对这位青年人说:城里只有这一个教会,「既不是公会,也没有特别的信条、组织,不过是一些信主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如果有任何意见,「你就下手,帮助我们改正好了,为甚么要脱离呢?」那青年人说:「你们站的地位不对,你们不是教会」。这位执事流着泪向杨诉说。杨百思不解,但却不得不承认,这情况并不是孤立的事件。他不禁问:「为甚么有些弟兄到这样的地方去,仍是劝人离开,另外安设擘饼的桌子,另外成立一个聚会处?」即或是「公会」,也不应一概否定。「他们的名目是圣经没有的,办法是有许多传统的习惯,有些不对是不错的,但倘若那里负责的神的仆人和神的儿女们是虔诚的圣徒……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不能一概而论。因为那是知识的问题,而不是灵性的问题」。杨认为,他们缺少的,「只是真理的知识而已」,因此,他不主要「叫人脱离,乃是教导他们长进,劝勉他们改正一切的错误就够了」。

在分离主义背后,实际上反映出某种的问题:「今天有人虽然反对公会当初所走的路……自己却又走上了公会所走的路,而且走得更甚(若有看法行动不完全和自己一样的,便画在圈外),把神的话只传给自己聚会中的信徒,却不愿意别人知道」。

教会界中,有人指杨是「小群的一派」,亦有人指他「脱不去公会的传统」,又有形容他是「中间路线」。对此,杨氏重申,自己只是「讨主的喜悦」,走在主的道路上。

严格而言,倪、杨的教会路线及其分歧,并不是因应中共建国才出现,其中涉及的教会论问题,更多反映出倪的独特教会论。但我们却见到倪如何利用政治局势的变动,来进一步推广其教会真理观。值得留意的倒是,后来倪、杨对三自问题的响应,却非完全受其教会论影响,而是基于对政治形态而有作的策略考虑。

四、革新与爱国

解放初期,中国教会的革新成为不同背景教会人士逼切要思考的课题。其中吴耀宗在19507月发表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由于获得新政权的支持,成为最政治正确的选择。是否支持吴氏的革新主张,实际上已成为爱国与否的政治表态。 同时,由于吴耀宗的自由主义神学背景,又令问题变得更形复杂,渗杂了基要派与自由派的神学论争在内。可以说,属灵派教会人士面对着政治及神学上的双重挑战。

杨绍唐:从抗拒到被动参与

对于教会革新问题,杨绍唐持定属灵原则。他指出,革新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属灵的眼光」。这种眼光是「启示的,灵感的,明白神的计划和目的,也明白神的法则和道路」,惟有如此,才能「知道今日教会所当行的路」。 他没有具体指出甚么是教会当行的路,但按其一贯主张,相信仍是以建立属灵的教会为主。因此,杨绍唐并没有签名支持吴耀宗发起的革新宣言,他更向信徒表示「我们的教会早已三自了」,并指「革新宣言,不合圣经的真理」。

195012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陈其瑗在上海与百多名基督教界人士见面,发表关于宗教政策的谈话,特别提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基督教必须割断帝国主义关系等问题。 19511月的《灵工通讯》传递了陈氏的讲话,并刊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对宗教问题的指示。 杨绍唐把上述消息予以转载传达,说明了他愿与新政府合作的态度。不过,他对教会参与政治活动,仍持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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