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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暨教会发展

时间:2014-05-20 09:30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本文将从神学、信徒态度以及历史脉络,探讨基督徒如何在胸拥社会关心之情怀下,根据圣经原则与政治保有正确之关系,藉以取得其中之平衡,作为深入思索基督教会与政治关系之初步研究。

政治参与暨教会发展─台湾两大基督教会神学背景之观察与初探

(武永生、袁义昕、张证豪)

摘要:

综观台湾基督新教之发展,台湾基督教长老会与地方召会可视为代表性之教会。然而,此二主流教会组织对于台湾政治与社会之参与度,从实践结果观察,二者间之明显差异恰切形成两个极端之现象。简言之,台湾基督教长老会热衷于政治之参与,反观地方召会却对政治之相关事务,长期以来都保持一贯不参与之态度。固然,自指导思想上可以索骥此二主流基督新教教会对政治参与差异之源头,如基督长老教会积极参与政治改革之现象,当可溯及加尔文之政治神学;而地方召会服从掌权者,却不过问政治之态度,可清晰辨别系深受倪柝声根据圣经所传承神学思想影响之结果。本文尝试进一步透过文献上可征实之资料,以该二主流教会历年教徒人数之变化为基础,分析并观察台湾社会中教会政治参与对教会发展兴衰之影响。根据相关资料之初步研析,我们观察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政治参与度高时,教会却呈现负成长。然而其经过内部反弹与全球化潮流,进而试图政治中立,以适应多元化社会时,教会即迈向正成长。至于地方召会虽然一贯以来遵循圣经相关教导,实行教会与政治分离之原则,历年来其教会会众不断呈现正成长。根据此一台湾教会兴衰与政治参与关联之初步实证观察,本文推论当教会在面对政治时,其不当之参与及距离,或许产生信徒对教会神圣性之怀疑,疏离于宣教之热忱,因而导致教会信众人数之变异。据此基本观点,本文将从神学、信徒态度以及历史脉络,探讨基督徒如何在胸拥社会关心之情怀下,根据圣经原则与政治保有正确之关系,藉以取得其中之平衡,作为深入思索基督教会与政治关系之初步研究。

 

关键词:

    台湾基督教、政治参与、长老教会、加尔文、地方召会、倪柝声、政教关系、教势。

 

    绪论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与「地方召会」之神学基础

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之神学基础与实践

    高度政治参与之神学基础─加尔文传统

1.    加尔文传统之源流

2.    加尔文政教关系思想

    加尔文传统对长老教会在实践上之影响

1.    代议制、批判、反抗运动

2.    代议制

3.    批判

4.    投入反抗运动

二、地方召会之神学基础与实践

    政教无涉之神学基础─倪柝声思想

1.    基督徒对国家社会之态度

2.    基督徒与国家

3.    倪氏对于教会与国家间关系之核心要点

    倪柝声思想对地方召会在制度与实践上之影响

1.    地方召会从未自我形成政治势力

2.    地方召会不与其他教会联合亦不受差会影响

    台湾两大基督教会之教会发展与政治参与概述

一、两大教会之人数统计与分析

二、急速发展期:19551965

三、停滞期:19651980

四、缓慢复苏期:1980年迄今

肆、结论      

壹、绪论

综观台湾基督新教之发展时序,二战结束后除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与及极少团体外,大多数基督宗教都随人口之迁移传入台湾。这些基督教团体,大部份以传统方式,主张政教分离并与当局维持良好之政教关系,其中较特殊者,即所谓「聚会所」之「地方召会」。地方召会特殊之处除表征于其发展相当迅速,来台不久即成台湾第二大基督教团体外 ,该教会对于政治事务一向采取区隔、冷漠及不参与之作法,亦为其显征。至于在台湾本地之基督教团体,长期以来最大者即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然而,长老教会之政教关系与政治参与态度,却与前述基督教团体显现重大差异,例如,在台湾戒严时期之政教关系中,唯一因政治因素而与当局严重对立者即为长老教会。

长老教会与地方召会可视为台湾教会之两大代表,然而,此二主流教会对于台湾政治与社会之参与度,从实践之结果观察,二者间之明显差异恰切形成两个极端现象。简言之,台湾基督教长老会热衷于政治之参与;反观地方召会却对政治之相关事务,长期以来都保持一贯不参与之态度。吾人究其原因,固然可自指导思想上溯源,探究此二主流基督新教教会在政治参与上之差异。如长老教会积极参与政治改革之倾向,当可溯及于加尔文之政治神学;而地方召会服从掌权者,却不过问亦不参与政治之态度,则可自其创办人倪柝声之神学思想予以推论。本文尝试自此两大教会之神学指导出发,进一步透过文献可征实之资料,以该二主流本土教会历年教徒人数之变化为基础,分析并观察台湾社会中政治参与对于教会兴衰之影响。

根据相关资料之初步研析,我们观察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政治参与度高时,教会却呈现负成长,然而其经过内部反弹与全球化潮流,进而试图政治中立,以适应多元化社会时,教会即迈向正成长。至于地方召会一贯以来遵循圣经相关教导,实行教会与政治分离之原则,专注于宣教,其教会会众历年来不断呈现正成长。根据台湾两大教会兴衰与政治参与关联之实证观察,本文推论当教会在面对政治时,其不当之参与及距离,或许产生信徒对教会神圣性之怀疑,疏离于宣教之热忱,因而导致教会信众人数之变异。据此基本观点,本文将从神学、信徒态度以及历史脉络,探讨基督徒如何在胸拥社会关心之情怀下,根据圣经原则与政治保有正确之关系,藉以取得其中之平衡,作为深入思索基督教会与政治参与之初步研究。

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与「地方召会」之神学基础

  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之神学基础与实践上之影响

   (一)高度政治参与之神学基础─加尔文传统

1.加尔文传统之源流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于基督新教中有其特殊性,其重要原因可归诸于该会于台湾政治舞台积极参与之表现。长老教会所以参与激进之政治活动,个中原由并不简单,基本上可追溯至神学思想、历史因素以及社会环境背景等因素。从神学背景而言,长老教会源自于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64), 长老教会原本即属于被称之为「加尔文主义(Calvinism)」之「改革宗传统(reformed tradition)」,且深受其影响与形塑。

加尔文在日内瓦改革及其对现代政治与宗教关系之影响,系透过诺克斯(John Knox, 1505-1572)于苏格兰努力以进一步获得在制度上之成果。诺克斯创办了苏格兰长老会,身列于日内瓦「宗教改革纪念碑」上四巨人之一。他在苏格兰逐渐落实长老教会制度,使得原本称为「改革宗」教会开始以「长老教会」之名而闻名世界。苏格兰长老教会信徒后来移民美国与加拿大,成为该国长老教会之来源。加拿大长老教会经由马偕而将其带到台湾北部,而苏格兰宣教士则经由英格兰派遣马雅各布与巴克礼等人到台湾南部。 此一南北渊源背景,在南北教会合一之后,尽管其仍各自保有特色,但原则上仍共享加尔文主义之若干信仰元素,例如,上帝主权、圣经为信仰之最高权威、万民皆祭司与基督是教会之唯一领导者等;以及由此衍生而来之信仰精神,包括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圣经对现实生活之重要意义、民主共和与「焚而不毁」等。

2.加尔文政教关系思想

路德之神学论述对加尔文影响甚深。如果没有路德与慈运理(Zwingli, 1484-1531)这两位宗教改革先驱之努力与启明,加尔文在日内瓦所进行之宗教改革或许不会如此顺利。 路德思想中之「圣经观」、「因信称义」、「信徒皆祭司(教士)」等主张,以及慈运理之「上帝绝对主权论」、「预定论」、「圣理观」等均影响加尔文之神学思想。然而,加尔文对教会与国家关系之看法与路德不同。加尔文认为世俗国家应该要采纳教会之意见,并且要服从教会神职人员之决定。虽然两个国度各自有自身之律法,但对加尔文而言,世俗政权之律法必须要有教会之解释方为有效。据此,加尔文主张者乃一种神权政治,其目标系将日内瓦建立成一个神权政治且没有瑕疵之大教会。

加尔文基本神学理念和世界观可用:「一切荣耀归与上帝(Soli Deo Gloria)」句话来表达,他主张上帝之主权应遍及于人生和世界之全部事实。这就是加尔文著名之「神治(Theocratic)」观点,即追求上帝在神圣与世俗两领域中之至高主权。在论到政府体制时,加尔文赋予了政治领袖极高之地位与尊严。他认为在世界中维持「秩序(la police)」本身就是「神圣的事」。他反对历史中有许多政治领袖利用宗教来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以及中世纪时主教与神职人员从政府官员所窃占之世俗权力。因此他基本上遵循了「政教分离」之两个王国理论。加尔文相信在上帝所设立之世界秩序中,政府官员扮演了积极且高尚之角色。另一方面,加尔文也对政府之功能与权力做了相当程度之限制与规范。他认为政府是上帝所设立的,为要赏善罚恶,也应维持正当之礼拜。

不过,面对不公义之统治者时,他认为「私民(Private Person)」之基本态度应该要忍受并祈求上帝之拯救。他相信上帝会兴起人─或许是祂的仆人或恶人─来除灭暴君。然而,他也主张在政治体制中具有监督责任者或「次要官员(Lesser Magistrate)」都有抵抗暴君之责任。当统治者违反上帝之旨意时,人民不应该服从之。在十六世纪之时代处境中,加尔文所提倡者系「体制内革命」以及「不服从之公民抵抗权」。相对于其他所谓「避世性宗教」,改革宗传统这种强烈主张「在世界中」落实上帝主权之信念,加上积极参与政治之态度,就形塑成为一个「改造世界之基督教(World-Formative Christianity)」。其表现出一种「全面主义(Totalism)」,也就是认为「在我们的经验中没有一件事是不必从属于上帝旨意之下的」。当代改革宗伦理学家李曼(Paul Lehmann, 1886-1972)就以「政治家(Politician)」之比喻来形容上帝─上帝是「历史和世界之主宰」。

事实上,这种改造世界之信念是由教会团体本身做起,然后再扩展到整个世界。因此,改革宗基督徒就成了「革命之信徒」。基于上帝主权,首先强调教会是「在基督里之团契,是基督临在于世界之一个记号」,因此教会应该献身于「可见教会之合一与和好」,是一个「男女共同参与、两性共治之团体」,并且向所有人开放,不分性别、种族、肤色、阶级、出身,以及其他之各种区别。然后,教会应该将这个「和好」信息传播给全人类之团契,并拆毁各种藩篱、偏见、歧视、剥削与压制。为此,教会本身应该由「意识型态之俘虏(Ideological Captivity)」中解放出来,并且对抗各种压制人权或弱势族群之政治势力。

简言之,改革宗传统确信每一个人都是由「上帝之形象(Imago Dei)」所造,这正是「人权」之基础,包括基本生存权、个人自由以及社会福利权等。此外,对于任何「权力之滥用」必定加以抵抗,特别是强调对国家权力之限制。正如南非神学家维拉─文森帝奥(Charles Villa-Vicentio)所观察,「加尔文神学基本上是一种抗议之神学,它在人民与上帝立约之基础上,转化并更新社会。」。

加尔文在初版《基督教要义》中,并未强调基督徒参与政治之重要性。然而,在其后版本中,除了明确偏好贵族或混合式政体之外,加尔文也对人民反抗暴政之权利,提出更为确定之看法。加尔文政治色彩及其对政治之关怀,也成为后来教会之典范,在很大程度上也作为教会对抗政权之主要论述来源。加尔文之著作对新教改革影响深远,并且也是对欧洲宗教冲突之一种回应,对加尔文而言,信仰与政治并非不相关,而是必须相互连结。

 ()加尔文传统对长老教会在制度与实践上之影响

1.代议制、批判、反抗运动

曾任台湾长老会研究发展中心主任之黄伯和声称:「今日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作为改革宗阵营的一个教会,自然承受了一套牢不可破的改革宗传统,不论是神学的反省,教会的体制,或是信仰生活的模式,都有线可循的与改革宗遗传相结连。」。 黄伯和等人认为,改革宗的神学是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国家暴力。教会本身则是站在先知之立场,在国家和人民之间传达上帝旨意。因此长老教会之长老董芳苑认为:「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除了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外,也是一个最关怀社会质量与政治质量的教会。」。 属于此一传统的教会一方面以「基督的主权应该遍及人生全部事实」之原则来实践信仰,另一方面又在不同历史情境中以「代议制度(Representative System)」之方式来推行「共和」的体制。

2.代议制

加尔文要求完全废除天主教(大公教)之教会官僚体制,把最基层「牧师教区」改变由信徒组成的一个宗教单位。然后,信徒共同推举宗教单位中宗教操守最好、行政能力最强、经营能力最好者为「长老」。而宗教单位与宗教单位之间又相互签署协议彼此联系,结合成更大之组织。 《基督教要义》第四卷也提到了加尔文对于政体之相关主张。加尔文并不欣赏民主政体,而是鼓励一种改良式之「贵族」加上「民主」政体,因为民主政治可能较易陷入混乱,纯粹贵族政治容易变为寡头政治;故最好方式是「操于多人之手,乃较于稳妥,他们彼此帮助、教导、规劝,这样,倘若有人越权,别人就可以监察并约束他的野心。这就是今日长老教会所强调的「代议共和」制度。

台湾长老教会的一个重要特性,也是他们所实行之代议民主制。实际上,在长老教会里,由信徒选出长老、执事和牧师一起来治理教会,这个组织就是「小会」,然后由小会选出代表参加「中会」,再由中会代表组成「总会」的议会。由于实行代议民主制,他们多以选举方式来选出各级代表与领袖,也利用民主方式来处理教会及与教会有关之事务,这就使得他们特别重视改革现实社会政治环境之要求,因而与执政当局逐渐有了摩擦。

3.批判

根据知名网站Infoplease之说明,改革宗今日仍然在世界各地施展其影响,尤其强调个人责任之重要性,并不将政府作想当然权柄。 事实上,绝大多数之政权都是有缺点的。当面对不义之政权时,基督徒如何应对?《基督教要义》中提出层次:就个人而言,应尽可能「和平」地忍耐此不义政权;就团体而言,做为监督政权之机构(如议会)就必须不畏惧地提出批判。 当政府或社会有重大问题发生时,采取加尔文传统之教会极易发展出反抗政府之神学以及行动,台湾长老教会即为明显实例。

长老教会承袭了加尔文传统,认为教会必须在社会上扮演「先知」和「祭司」角色 。长老教会不仅批判政府,更进一步透过其神学院系统衍生出「台独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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